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政府


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客运出租汽车的管理，保障乘客、经营者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客运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出租车)，是指经营者取得出租车经营使用权，按照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按照里程和时间收费的五座以下小轿车。
本办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出租车经营的企业、个体工商户。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出租车的经营和管理活动。
第四条 福州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是出租车行业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福州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对出租车经营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
市公安交通、规划、财政、物价、环保、工商、税务、质量技术监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出租车行业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出租车行业发展规划应当作为城市公共交通规划的组成部分，纳入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编制出租车发展专项规划，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人民政府根据出租车发展专项规划和市场供求状况，对出租车发展规模实施宏观调控，合理确定并公布出租车投放总量。
第六条 鼓励出租车实行规模化、公司化经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一致，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出租车企业。
出租车企业应当提高管理水平，推广使用环保、节能车辆，应用先进的监控指挥调度管理系统。
第七条 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安全行车、文明服务。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出租车经营企业应建立投诉处理制度，接受投诉和监督。
第八条 出租车行业协会是出租车经营者自愿参加的社会团体，应当依照协会章程，发挥行业自律、协调、服务的作用，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出租车行业经营管理工作，督促出租车经营者、从业人员依法经营和文明服务，并依法维护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出租车经营使用权
第九条 从事出租车经营的企业和个人，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有偿取得出租车经营使用权。
出租车经营使用权以单车为计算单位，每个经营使用权限一部车使用。在使用期限内，使用该经营权的出租车可以按照规定办理车辆更新。
第十条 新投放出租车经营使用权采取招标方式授予符合条件的企业，使用期限不超过十年。
第十一条 出租车经营使用权期限届满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无偿收回，并采取招标的方式重新投放，重新投放的经营权使用期限不超过十年。原经营使用权持有人参加招标的，同等条件可优先取得经营使用权。
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出租车经营使用权但未明确使用期限的，其经营使用权可以继续使用。
第十二条 取得出租车经营使用权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应当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签订经营权使用合同，并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登记后颁发出租车经营资格证。
第十三条 出租车经营使用权自取得之日起满三年方可转让，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取得经营权的除外。
转让时按税务部门有关规定缴纳税收，并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变更登记，公安、工商等部门根据经营使用权变更登记情况办理相关手续。未经登记的，转让无效。
企业取得的出租车经营使用权不得转让给个人。
个体工商户转让出租车经营使用权的，受让的企业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受让的个人应当年满十八周岁，具有本市常住户籍。
第十四条 出租车经营使用权依法质押的，应当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登记手续。
第三章 出租车经营者
第十五条 企业、个人应当在取得出租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并在出租车驾驶员取得客运资格证及服务监督卡后，方可从事出租车营运活动。
禁止假冒、伪造出租车营运牌证、标识从事营运活动。
第十六条 从事出租车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具备企业法人资格且注册资本达到规定标准；（二）有符合规定标准、数量要求的出租车辆、配套设施、设备、标志；（三）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和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专用停车场；（四）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财务状况；（五）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并经培训考试合格的驾驶员，有与经营业务相适应的技术、财务和经营管理人员。
前款所述各项具体条件，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细则并公布。
第十七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出租车企业等级标准，定期组织开展出租车企业等级评定，并将评定结果向社会公布。
从事出租车经营的个体工商户申请成立出租车企业的，应当具备一定规模，且符合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条件。
鼓励、扶持出租车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扩大规模、提升等级。具体扶持政策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八条 出租车经营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严格履行管理责任，加强对驾驶员继续教育，落实文明行车、文明服务、安全生产、车容车况检查等各项管理制度；（二）依法与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经营合同），依法为驾驶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维护聘用驾驶员的合法权益；（三）对乘客的投诉，应当及时调查处理，在受理之日起3日内作出答复；（四）服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等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管理；（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要求。
出租车企业还应当制定和落实突发性事件的应急预案，对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及时劝阻和制止。
第十九条 从事出租车经营的个体工商户委托出租车企业管理，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登记备案。
受委托的出租车企业应当加强对委托管理的车辆及其驾驶员的监督管理，组织驾驶员培训，办理有关证件和车辆审验等手续，协助委托方及其驾驶员解决营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二十条 市交通运输、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出租车运营成本、企业等级等因素合理制定承包费、管理费指导价并向社会公布。
出租车企业、个体工商户、驾驶员之间的承包费、管理费标准应当根据指导价确定，并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章 驾驶员与乘客
第二十一条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依法取得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核发的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一）有本市常住户籍或取得公安机关核发的本市暂住证一年以上；（二）取得C1以上机动车驾驶证，并有三年以上驾龄；（三）身体健康，年龄不超过六十周岁；（四）三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事故主要或者同等责任记录；（五）经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组织考试合格。
第二十二条 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聘用取得客运资格证的出租车驾驶员。
出租车驾驶员从事客运活动的，应当持与出租车经营者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协议、经营合同）、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申请注册并领取服务监督卡。
出租车经营者应当在出租车驾驶员办理客运资格注册后再安排上岗，出租车驾驶员的注册办法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第二十三条 出租车驾驶员应当为乘客提供方便、及时、安全、卫生、文明的服务，对老、弱、病、残、孕以及急需抢救的人员优先供车。
遇有抢险救灾、主要客运集散点供车严重不足、重大活动等特殊情况时，经营者及驾驶员应当服从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的统一调度和指挥。
第二十四条 出租车驾驶员在营运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随车携带车辆运营证、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按规定放置服务监督卡，实行亮证服务；（二）衣着整洁、语言文明，不在车内吸烟，不向车外丢弃杂物；（三）严格遵守交通管理法规，不得闯红灯，违规停车、超车、转弯或调头，车辆行驶时不得使用移动电话；（四）选择最便捷或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因故确需绕道时，应当如实向乘客说明情况；（五）载有乘客时不得招揽其他乘客合乘；（六）正确使用里程计价表，按照里程计价表显示金额收取运费，主动出具出租车专用发票；（七）按规定使用监控系统终端设备；（八）及时归还乘客遗失在运营车辆上的物品，无法归还的，及时送交所在出租车企业、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或者公安机关；（九）在设有出租车营业站点的场所，应当在指定的营业站点内排队载客，不得离开车辆招揽乘客或在营业站点外揽客；（十）向乘客提供连续的运输服务，不得甩客、敲诈乘客，不得擅自更换车辆。
第二十五条 出租车经营者和驾驶员应当按照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规定的交接班时间安排交接班，交接班时间应当在车身明显位置标识。
第二十六条 除下列情形外，出租车驾驶员不得拒绝载客：（一）乘客患精神病或酗酒，无正常人陪伴；（二）乘客要求进入禁行路段或要求超载行驶；（三）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或其他管制物品；（四）乘客利用出租车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五）乘客要求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付费。
第二十七条 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拒载：（一）在待租状态下，拒绝提供载客服务；（二）载客途中无正当理由中断服务；（三）在出租车营业站点内不服从管理人员调派。
第二十八条 出租车因交接班或其他原因暂停载客的，应当事先在明显位置显示“暂停载客”标志。
出租车辆遇计价器失准失灵的，应当暂停载客。
第二十九条 非本市市区出租车不得从事起点在本市市区范围内的出租车营运活动。
第三十条 乘客应当文明乘车，不乱扔废弃物，不吸烟，不污损车辆。
第三十一条 乘客应当按照里程计价表显示金额支付车费，以及规定的过桥、过路、过渡、燃油附加等费用。
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乘客可以拒绝支付租费：（一）不使用计价器或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二）不出具收费票据；（三）车辆在起步费里程内发生故障或事故，无法完成运送服务。
第三十二条 出租车运价实行统一标准。
市价格管理部门会同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运输市场实际情况，合理制定运价标准，并建立运价与油价联动机制，适时调整运价。
第五章 车辆与服务设施
第三十三条 出租车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符合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规定的出租车辆技术标准；（二）车牌号码清晰齐全，车顶放置标志灯，车身颜色符合规定色调，两侧标明经营单位名称和监督电话；（三）安装经检定合格的出租车自动打印票据里程计价表，张贴里程运价表和禁烟标志；（四）安装符合规定的监控系统终端，并确保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五）车容整洁、车辆设施完好。
使用燃气汽车从事出租车经营的，还应当依法向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检验登记手续，并遵守特种设备安全使用管理有关规定。
第三十四条 出租车更新年限不超过五年，自车辆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计算，具体更新年限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车型、车况、排气量等因素合理确定。更新车辆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三条要求。
出租车达到更新年限的，应当停止营运，办理营运证件注销和更新手续，拆除、缴销出租车有关营运标志、设施。
第三十五条 出租车应当保持车况良好，按照规定进行维护和检测。
出租车车容车况应当符合规定标准，不符合规定标准的，不得从事营运活动。
第三十六条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全市联网的出租车监控指挥调度系统，出租车企业应当建立与其相配套的调度工作站。出租车监控系统信号可以接入公安报警系统。
第三十七条 市区出租车候客站点设置应当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建设城市客运枢纽站、机场、地铁、码头、火车站、汽车站、公交首末站、大型商贸区、医院、宾馆、旅游景点等重要客流集散场所及人流大的公共场所，应当配套建设出租车免费候客站点。
第三十八条 鼓励出租车企业建设出租车综合服务站，服务站应具备休憩、餐饮、保洁、维修等服务功能。出租车综合服务站建设按照城市公共事业用地性质供地，由同级财政给予适当补助。
第三十九条 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方便乘客的原则和道路交通条件，对出租车通行线路和停靠站点进行设置并适时调整。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对出租车客运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并出示执法证件。
出租车经营者、出租车驾驶员应当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等执法部门依法实施的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妨碍、阻挠。
第四十一条 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每年对出租车相关情况进行审验，并在运营证上予以记录。审验不合格的，责令停止营运，限期改正。
第四十二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出租车企业实行年度管理目标考核，对其资质等级、基本条件、经营行为、安全生产、履行责任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并按考核结果予以奖惩。具体考核办法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四十三条 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实行记分制管理，由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对出租车驾驶员的经营行为、服务质量、文明行车、交通安全等方面进行年度考核。违章记分超过规定分值的出租车驾驶员，应当重新参加出租车驾驶员岗位培训。
第四十四条 出租车企业、驾驶员获得市级以上荣誉称号的，应给予奖励。
第四十五条 乘客、经营者和驾驶员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有权向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或有关部门投诉。乘客投诉时应提供车费发票及乘车情况等有关证据。接受投诉的机构、部门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15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人。
第四十六条 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侵犯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一）摊派或收取非法定费用；（二）颁发非法定证、照、卡；（三）利用职权无偿乘坐出租车；（四）滥用职权扣留出租车或证照；（五）强制购买非法定的或指定单位的物品；（六）其他侵犯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出租车经营使用权从事营运活动的，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规定查处。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相关规定处罚。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或者第二款规定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
（三）出租车企业管理的出租车，违反本办法规定一年内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罚的车辆数超过企业车辆总数20％的；
（四）未按规定审验或审验不合格仍从事营运活动的。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车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聘用未取得客运资格证的人员驾驶出租车从事经营活动的；
（二）聘用未按规定办理注册手续的人员驾驶出租车从事经营活动的；
（三）未按规定安装符合规定的监控系统终端的；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一）、（三）、（五）项规定之一的。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车驾驶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营运：
（一）未取得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或持无效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从事营运的；
（二）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
（三）不使用、不按规定使用计价器或不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的；
（四）擅自调整计价器影响营运秩序的；
（五）里程计价表故障、失准时继续营运的；
（六）未办理注册手续驾驶出租车从事经营活动的；
（七）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拒载行为之一的；
（八）招揽其他乘客合乘的；
（九）无故绕行的；
（十）在设有出租车营业站点的场所，未按规定排队载客，离开车辆招揽乘客或在营业站点外揽客、拉客，从事中介活动的；
（十一）在运输乘客途中擅自变更车辆或者将乘客移交他人运输的;
（十二）转借、出租或者涂改客运资格证的。
第五十一条 出租车经营者或者驾驶员扰乱营运秩序，情节严重的，属经营者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出租车经营使用权，属驾驶员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
出租车驾驶员在一年内被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本办法第五十条第（三）、（四）、（七）、（八）、（九）、（十一）、（十二）项规定处罚次数达到两次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取消出租汽车驾驶员客运资格。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车不张贴价目表或未在车身明显位置标识交接班时间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出租车经营者改正，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租车车容不整洁卫生或未按规定使用监控系统终端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驾驶员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驾驶员改正，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取得服务监督卡或持无效服务监督卡从事营运的；
（二）不按规定放置服务监督卡或者专用标识、标志的；
（三）不按规定携带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或者车辆运营证的；
（四）不按规定出具收费票据的。
第五十四条 出租车经营者违反本办法被处以罚款的，罚款不得转嫁给委托方或者驾驶员。
第五十五条 出租车驾驶员被暂扣、吊销驾驶证的，同时分别暂扣、吊销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和服务监督卡。
出租车驾驶员客运资格证和服务监督卡被吊销的，三年内不得再申领。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各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侵犯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五十八条 各县（市）出租车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五十九条 本办法自2013年 1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6月17日颁布的《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办法》（榕政〔2001〕16号）和《福州市客运出租汽车经营使用权出让和转让办法》（榕政〔2001〕15号）同时废止。






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法院 魏齐富

内容摘要：
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详尽规制，不应是原则性的条款表述，而应以规则性条款加以规定，以便于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在宪法实践中的具体援引和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确认宪法对公民直接效力和确认宪法对公民受侵犯而予以直接救济，已成为法治下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国际上将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视为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标志的潮流下，我国宪法也应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作出必要的回应。
关键词：
公民权利 国家权力 直接效力 宪法诉讼

公民权利的宪法规制

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了四部宪法，其中“五四”宪法、“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在排序上均次于国家机构，说明这三部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轻视。“八二”宪法将公民权利首次提到国家机构的章列之前，应该说，“八二”宪法对公民规定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也表明国家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上，以宪法的形式加以规范法律化。公民地位排在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体现了主权在民的宪法思想。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告，公民权利是天赋的、自然的、人人平等而具有的、不可消灭的权利。同时也要求“一切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不可消灭的人权。”(1)亦是言，权力来源于民众，现代国家从法律意义上说，应当是民众选举代表，组成国家，由民众集体授权给国家，以保护民众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和执行社会公共意志，维护民众的正常有序的生活。从这点出发，公民权利是宪法精神的终结所在，国家权力只是保障和实现公民强有力的手段和工具而已。
“八二”宪法以前的三部宪法，均推崇国家权力至上，忽视并规避对公民权利切实保障。明显的漏洞即在于，政治活动中张扬和宣示主权在民，但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拥有主权的民众却被无数次愚弄，“主权在民”仅成为少数人玩弄宪法的招牌而已。其实质即国家权力远远高于公民权利，这在宪法的排序上即可看出。
“八二”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大幅度提升，表明“他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2）人民当家作主，即人民主权，按法律精神而言，权力是为实现权利而由权利派生的。公民权利在宪法中的至上性正是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依据和根本。当然，公民权利的天赋性和至上性决定其为宪政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它是宪法制定和实施的终极目的。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地位作了明确规制，但对公民权利的范围却没有加以明确划分。我国宪法采取“列举式”的授权方式规制公民权利的范围，这意味着宪法没有规定的，公民不得享有，否则是违法的，严重违背了“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公理性宪法原则。
宪法对公民权利范围的规制，应该体现“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则，不应仅仅只限于宪法原则性条款所列举的，而应根据宪法精神派生和廷伸：一切与宪法精神不相冲突和抵触的权利，均应归属到公民权利的范畴。但事实上，我们的宪法只注重宪法的成文化条款所赋予的权利，未成文但根据天赋和自然精神所应享有的权利却不在其保障之内。但是，法律的成文化不能涵盖法律精神。所以，成文条款之外的权利在受侵犯后，应当得到宪法的直接或间接救济。
我国宪法中对公民权利的规制，以原则性规范为主，过于笼统，过于模糊。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3）当然，宪法规范的明确性主要应以规则来体现，并且只有规则才能做到肯定、明确。宪法是为了规制国家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而制定的，权力的界限和权利的保障都需要在宪法中加以明确化。宪法对公民权利不作具体规定，而只以“确认原则为限”，权利的种类、范围和界限不明确，保障公民权利就只会是一句空话，而随意限制、剥夺公民权利的违宪现象就不会受到制止和惩处。
由于我国宪法规范以原则性为主，并且在立宪、修宪时就以原则性为指导思想，导致我国宪法中原则性规范过多，公民权利的规制也不例外，要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和及时救济，应当以规则性规范来界定公民权利的范围，也是确定合宪与违宪的唯一标准。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权利和权力的次序关系，若果对二者的孰先孰后存在模糊或者有意规避，对探讨公民天赋权利的保障毫无益处。宪法对公民权利的明确而正当的宣示，即意味着对传统“人治”权力毫不客气的限制。尤在现代法治理念国家的运行过程中。更加强调国家权力的有限操作性和公民权利的有限妨害性。
宪法之所以成其为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因之于它代表着组成国家的基本元素即公民的无尚权利和利益，是对公民存在价值合法而正当的肯定。亦是言，对国家机关无限权利的否定，它承载着公民天赋权利能够实现而且应当实现的法治精神。
公民权利是社会成员的个体自主和自由在法律上的反映，享有权利是社会成员实现个体自主和自由的具体表现。立宪正是为了明确界定国家权力运行的范围和力度，从而赋予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的大部分领域的权利，以及公民在授予国家权力时所保留的自然权利不被侵犯。
当然，要使公民权利得到善良有序地行使，并作为国家机关正常而健康运行的一个内容，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则成为立宪及司宪的根本目的。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则是宪法调整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的终极目的。基于此，在权力交易的一级市场中，人民通过宪法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所支付的对价理应是合理配置权力，并且规范权力的有效运行，促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
明确国家权力的范围，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才能明确肯定地赋予公民权利应有的法律尊严。任何民主国家都承认，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人民通过民主选举将自己的主权权力委托给依法成立的各类国家机关。由此推断，国家机关的权力仅限于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范围，法无明确规定的“权力”，应由人民保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更不得侵犯。
可是，长期以来，我国宪法对国家机关的权力极少制约，而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过多干预和任意限制，乃至于侵犯，形成本末倒置的局面。
面对现行宪法在制约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基本瘫痪状态下，我们应当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国家是公民的集合体，国家权力乃是公民权利的派生和延伸，作为原始权的公民权利独立于作为派生权的国家权力。国家权力不得也不应当超越于公民权利之上，公民权利为国家权力的行使划出了界线。国家权力从宪政理论上将其设计为保障和促进社会成员即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作为公民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公力支柱。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是相互冲突和消长的关系，国家如果“不惜牺牲一切而求得机器的完善，由于它以机器较易使用而宁愿撤去机器的基本动力，结果它将一无所用。”（4）说明国家不惜牺牲作为国家权力存在依据的公民权利时，国家权力的骤然膨胀必然导致公民权利的萎缩和抑制。若果宪法按照宪政理论的设计，将公民权利规制得详实而具体，国家权力的行使自然就受到相对的限定和制约。
人的社会，是由于人需要有一个能够维护群体利益和人的权利被侵犯时得到公正救济这样一个团体，才自发组成国家，国家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组织，其权力不是神授，也不是天然的，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公民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依靠本身努力获得充分公民效率的一切。”（5）亦是言，权利派生权力，权力服务权利。
我国传统的国家权力即行政权的至上本位，直接影响了现代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八二”宪法尽管对公民权利作了必要的列举，但是，公民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却无法得到及时而妥善的救济。我们强调国家公利益而轻视公民私利益，或者说着重在建设和加强国家权力，而散置和削弱公民权利。立法权和司法权往往受到传统核心权力??行政权的左右和干扰。整个社会系统要正常运转，离不开面面俱到的行政权，但行政权的无限膨胀，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和公民民主权利的保护恰恰有所损益。因为：“没有一种暴力能强迫生长，任何一种依靠感情的一致，依靠对意义的理解，依靠共同愿望的有社会价值的事情，都必须体现自由。”（6）要体现自由，必须张扬宪政威仪，宪政的精神便是：权利至上。
“自由是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原则，也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它是每个人由于他的人性而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原生的、与生俱来的权利。”（7）自由是一切公民权利的出发点，从自由派生出的公民权利是宪法保障的具体归宿，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不过是体现国家主人即人民的自由而已。
要保护公民权利不受任意侵害，必须用宪法形式来限定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力和消极不作为的义务，无论是对权力的限定，还是对义务的设置，均体现宪法对公民权利的善良保护。我们在申明国家权力的有限性和公民权利的至上性同时，也应明确：公民权利的保护需要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国家权力的直接介入正是权利派生权力的初始目的。
这种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干预实际上也丰富了公民权利的内涵：公民权也由经典的自由权转变为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两项权利也涵盖了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罗列。要使公民得到最根本最广泛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不能放任公民权利的无限滥用，否则谈不上维护和保障其权利，相反则有损于公民权利的实现。“自由的领域就是生长发展的领域，自由和控制之间没有真正的对立，因为每一种自由都依靠一种相应的控制。”（8）
我们在探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同时，应当批判一种极其粗暴的行为，那就是我国的基层政府在行政执法中，滥用行政权，并使用墨镜、手铐、警笛的暴力行为，对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而我们的宪法却视若无睹，这背后是一种封建特权和权力至上在作祟，在我们传统的公私意识里，公权对私权享有无可辩驳的支配权，这也导致了我国现行宪法在制定时就潜藏着一种封建专制权力的阴影。所以，我们的人民朝着民主的方向发展，而定其经国大略的宪法却严重滞后。

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的缺陷

近现代宪法的发展历程告诸我们，人们之所以承认国家，承认少数统治者的权力地位以及制定宪法和实施宪政，其良好愿望在于将自身无可达到的希望寄托于宪政的执行者??国家。借助国家公权力来保护每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这才是立宪施宪的初始目的。但是，我们一贯传统的思维却将这种人类共通的宪法精神加以严格规避，谁倡导自由，谁便是自由化思潮的代言人。殊知，我们要求并张扬的自由是宪法根据自由精神赋予的，是法定的。自由的展开，便是建立在法定自由基础之上的各项公民权利，但我国宪法，从一定程度上看只是旨在温暖人心的价值符号。
我国宪法所确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在传统核心权力即行政权面前，疲软无力。行政权的传统力量使得历受政治统治的公民无法具备施行宪政的精神。并且权力的行使亦无现代的宪政理念，他们不希望公民动辄要求权利，而更希望公民的义务履行。在这种恶性循环下，公民的宪政精神得以限制，权力愈加绝对，公民权利处于弱势。
“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就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是无须思想、怀疑或者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9）孟得斯鸠的言说，针对中国现行宪法下的国家生活状态，是不会错的。因为，我们的国家主体很少具有这样一种精神：“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也不能做。”（10）并且，我们的公民同样不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人们的自由要有效，就必须承认某些相互的限制。”（11）这种精神的具体外化，就是利用立宪和施宪来切实有效地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国家和公民都必须具备现代法治要求的独立和克制的精神，相互尊重。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和人们思想进一步解放的条件下，仍然重国家价值，轻社会价值的同时还重义务、重秩序而轻权利、轻自由。在对待公民基本权利尤其是公民政治权利上，徘徊不前，犹疑不定，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游戏，因为“在变了的环境下维持旧秩序等于引起一场革命。”（12）
当下，公民宪政要求的满足，全凭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赠与，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民主的方向发展也取决于当下执政者。其实，我们对给予公民权利太多将直接影响政治稳定的担心毫无必要，因为“人民一旦接受了好的准则，将比所有正人君子更能持久地遵守。”（13）
我们必须具有这样一种认识：“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14）就须“打破治人者与治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15）当然要求“主权者”即公民积极主张自己应有的不可剥夺和转让的权利。
宪法是国家大法，是根本法、母法，具有最高效力。但是在保护权公民基本权利上却断无效力可言，司法判断无所凭据，即是言，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制无直接效力。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宪法从来就有直接效力。在二战后制定的宪法中，宪法条文可以直接援用作司法裁判的依据。当然，公民权利规范自在其中。
宪法之所以宣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其乃为宪法的精神支柱，也是宪法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同时还是政府正当性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宪法之所以确定公民权利以直接效力，是因为公民权利乃私权，相对国家权力而言，在施行上不依靠公力是软弱无力的。为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任意侵害，其直接效力在司宪和司法实践中足以对抗国家权利，即公民应当享有宪法赋予的抵抗权。若果公民权利无直接效力，即公民不能依据宪法规范在受侵害后提起诉讼，则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权力因缺乏外在强制，拒绝或迟延履行义务，从而导致公民权利实际上得不到有效救济，而只是国家的“恩慧”。这和宪政精神大为悖逆。
我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制公民权利在受侵犯后的救济措施。尽管我国宪法序言明确宣示其“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公民及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但由于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建全，从而使宪法原则在实际的政治生活和司法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侵犯公民权利易于反掌，尤是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更为甚，由于宪法条文的过于原则化，极易被权力代理人架空，成为各种违宪行为合法化的避护伞。而宪法却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常备机构和配套措施。其实质则是公民权利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宪法上规定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只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和“乌托邦条款” 而已。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6）权力的被滥用，是因为权力的过于绝对，自行定位成“治人者”的国家工作人员得不到应有的监督，违宪后又得不到相应的责任追究。救济，宪政所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