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合理性及其借鉴

郑铭勋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内容摘要：起诉便宜主义是顺应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要求，具有合理性基础的不起诉制度的原则之一。起诉便宜主义在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着直接的体现和广泛的运用，并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我国应在借鉴起诉便宜主义合理内核的基础上，重塑公诉裁量权，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
关键词：起诉便宜主义 不起诉 酌定不起诉

一、起诉便宜主义概述
在刑事诉讼中，起诉具有启动审判的效力，不起诉则具有终结程序的效力。与此相对应，在刑事诉讼理论上，起诉遵循的是起诉法定主义，不起诉则既遵循起诉法定主义，也遵循起诉便宜主义。[1]可见，起诉便宜主义是在不起诉层面使用的与起诉法定主义相对应的范畴。
据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研究，起诉便宜主义是指公诉方依据法律的授权，基于刑事惩诫的目的和权衡各种利益，对其所审查起诉的刑事案件，选择是否做出控诉以停止刑事程序的原则。[2]起诉便宜主义最早提出时，颇受负面评价，最强有力的攻击便是来自于起诉法定原则。因为起诉法定主义旨在于在国家主导公诉权的情况下，限制起诉方的肆意处分，防止对被害人及罪行法定、适用法律人人平等原则的侵犯，如有罪不诉、恶意变更公诉罪名等。但事实上，起诉便宜主义并非指刑事追诉机关权衡裁量公诉权无限制，起诉便宜主义是在依存在起诉法定原则基础上的，行使不起诉处分权，必须符合法律明文规定之要件。由于起诉便宜主义与公诉权性质一样，都具有司法处分性质，“站着的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裁量权自应受到起诉法定主义之约束。从性质上看，起诉法定主义更似属起诉方职权原则，是一种相对于起诉主体的追诉义务，起诉便宜主义是从起诉的内容着手，更注重起诉后果、起诉效力，以及不同的刑事政策而便宜起诉。[3]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基于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要求，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了直接的体现，起诉便宜主义与起诉法定主义并存相济已成定势。各国起诉制度的改革也基本上是遵循这一思路进行的。
二、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合理性
起诉便宜主义作为不起诉制度的一项原则，理论界对其一直非议颇多。但起诉便宜主义的产生和存在自有其诸多合理性，下面笔者主要从五个方面来论证起诉便宜主义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
（一）完整的公诉制度的组成部分
公诉权从理论上可分为积极的公诉权和消极的公诉权。不起诉即表现为消极的公诉权，因此，完整的公诉制度即不容质疑地包含不起诉制度。而在适用不起诉制度的原则时，可以说只有起诉便宜主义才真正能体现不起诉制度的价值所在。这是因为从公诉权的性质来看，法律上的权利可以行使，也应能舍弃，如果一项权利只能行使，而不能对其斟酌处置，那么与其称之为权利，倒不如称之为义务更为合适。所以从此角度来说，如果我们要建立完整的现代公诉制度，不起诉制度特别是起诉便宜主义的存在就是其生命之所在。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缺乏起诉便宜主义的公诉制度就是不完整的。
（二）非犯罪化与轻刑化的刑事政策
伴随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司法也逐渐走上文明的道路，刑罚则从原始的无序和残酷走向有序和文明，从单纯的报应论转向了预防论或者说转向报应与预防的统一。因此，现代社会在犯罪与刑罚的问题上，人们不仅注重对犯罪的惩罚，也更看重对犯罪的预防和改造的社会效果。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陈兴良说：“刑法是一种不得已的恶，用之得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大益；用之不当，个人与社会两受大害。因此，对于刑法之可能的扩张和滥用，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不得已的恶只能不得已而用，此乃用刑之道。”因此，他提出刑法之谦抑性的理论，认为“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4]非犯罪化与轻刑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的刑事政策，而起诉便宜主义就顺应了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世界潮流，贯彻了刑罚个别化。
（三）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
“刑罚并非国家之本能反应，而系国家有目的性之作为，国家行使刑事追诉权，应作目的性之考虑。”[5]野蛮的初民社会采用复仇的方式作为对犯罪的一种报复，这种“用复仇的形式来对付犯罪的那种法，只是自在的法，它是不合乎法的形式的，即它的实存是不合乎正义的。”而“复仇由于它是特殊意志的肯定行为，所以是一种新的侵害。作为这种矛盾，它陷于无限进程，世代相传以至无穷。”[6]因此，由复仇到统一的刑罚确是一种文明的进步，然而刑罚的适用其最终目的如果只停留在对犯罪的惩罚这一目的上，其仍然脱离不了复仇的影子。从某种意义上只不过这种复仇的行使由个人转向国家而已。然而由国家代替个人行使刑罚权，虽然避免了罪犯和被害人之间这种复仇的无限过程，但是却可能导致了罪犯和整个社会的对抗以至复仇的无限性。因此，刑罚的设置和行使首先应考虑其应达到对罪犯再犯罪的特殊预防目的，同时也会起到威慑社会的一般预防作用。
相对于起诉法定主义而言，起诉便宜主义更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特殊预防目的。刑罚的制定从社会整体出发，以某种犯罪的一般危害性为基础，但是现实社会犯罪性质的复杂，犯罪的形态千姿百态，犯罪个人情况千变万化，各个不同。因此要实现惩罚的公正性，就必须根据个案的不同情况，斟酌考虑具体是否有必要起诉、审判、直至适用刑罚，以便实现真正的惩罚的实际的公正性。因此，从实现刑罚的预防目的来说，起诉便宜主义制度的存在必要性是毋庸质疑的。
（四）权衡公共利益后的选择
公共利益是公正之外司法、立法所要考虑的另一价值目标，其理应成为现代公诉制度中起诉权是否行使的主要依据之一，这已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制度成为事实。譬如，英国检察官在决定是否起诉时，要求进行两方面的检验，即证据检验和公众利益检验。英国1983年《刑事案件起诉规则》中引用1951年总检察长肖克罗斯勋爵在下议院辩论中的一段话：“有犯罪就必须起诉，这从来就不是我们国家的方针，我希望今后也会是。在指导检察长工作的最初规则中就已规定‘只有当罪行和犯罪时的情形具有这样一个特点——该案件的起诉符合公共利益的，他才应该起诉’。公共利益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首要问题。”[7]香港的刑事诉讼法具体规定了检察官评估公共利益时主要考虑的因素，同时还规定下列情况非有特殊情况可以不提出法律程序：（1）可能判处象征式的刑罚；（2）青年人、老年人及体弱的人；（3）经历长时间后才能审理；（4）精神紊乱的人；（5）边缘被告人。[8]
在我国的公诉制度中引进公共利益原则作为是否起诉考虑的因素之一应当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不违背抑或基本不违背公平和正义的情况下，考虑公共利益而决定不起诉，从而使刑事诉讼达到基本合理，这可以说是一种明智而又无奈的举措，毕竟任何制度都无法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所以说，起诉便宜主义是在公正和公共利益之间权衡后的选择，这种选择总体上说是基本合理的。
（五）权衡公正和效率价值的选择
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性如今早被人们充分认识，公正固然是司法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所追求的主要价值目标，但姗姗来迟的公正绝非是人们所追求的真正的公正。效率与公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相互包含，相互依存，公正获取与分配是在具有一定效率的前提下实现的，效率是以最佳的方式来最大程度地满足这一既定的目标，同时效率又是评价公正的一种尺度。较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时代性的公正而言，效率则并无显著的阶级性、时代性，更具有全人类性，其绝对价值的成分更高。因此在我国目前阶段，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司法资源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选择效率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并以相对合理的司法公正来争取整个社会诉讼效率价值目标的最大实现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内外的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的设置，辩诉交易制度和不起诉制度的确定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这也反映出了诉讼效率的价值观已为人们所重视并在立法和司法中体现出来。
不起诉制度中的起诉便宜主义正是伴随着时代的呼声应运而生，它在实现诉讼效率价值目标上有着重要意义。起诉便宜主义的恰当合理地运用为节约司法资源、消化积案、及时实现国家的刑罚权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起着积极的作用。
三、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借鉴
（一）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的体现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规定了不起诉的三种形式，即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和酌定不起诉。就起诉便宜主义的基本含义而言，法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不应被界定为起诉便宜主义，唯有酌定不起诉吸收了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内核。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立法表述，也是借鉴起诉便宜主义的直接体现。
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是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免予起诉的重大修改和完善。所谓免予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对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犯罪嫌疑人，决定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直接认定其有罪，但免予追诉的一种法律规定。由于免予起诉决定相当于法院作出的确认有罪但免除刑罚的判决，直接违反了法治原则，因此我国在1997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借鉴起诉便宜主义确立了酌定不起诉，即检察机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但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享有决定是否起诉的自由裁量权。这使得我国不起诉制度更加民主、科学，更有利于司法领域中的人权保障。
（二）我国酌定不起诉的运用及其存在的问题
酌定不起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法学界和司法界也是对其褒贬不一，具体如何评估，我们必须回到实践中从其运用的情况去考察。
有统计资料显示，1998年全国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部门共受理公安等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444192件，涉案犯罪嫌疑人668698人；共受理检察机关侦查部门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32539件38809人。经审查决定提起公诉403145件584763人，决定不起诉15193人。其中法定不起诉2554人，酌定不起诉9244人，证据不足不起诉3395人。中国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不起诉的比例与德国等国家相比，显然非常低。1998年不起诉人数占审结总人数的2.5%，其中酌定不起诉人数只占审结总人数的1.5%。[9]而在德国，检察官审查起诉的案件，每年起诉的约占35%，不起诉的占50%，免诉的占10%，另有5%作其他处理。在荷兰，每年大约有60%的犯罪案件都由检察官作不起诉处理。[10]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德国等国家相比，在中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基本上是性质较为严重、危害较大的案件，轻微案件基本上由行政执法机关处理，并不由检察机关管辖。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尚需探讨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审查起诉时，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范围较小。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前提条件是“犯罪情节轻微”，这将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限定在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上，对于犯罪情节较重的案件，就不得作出酌定不起诉。而根据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判断依据是“犯罪情节轻微”，尽管并非“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一定都“不需要判处刑罚”，但可以看出刑法对“犯罪情节轻微”的定位已非常之低。将“犯罪情节轻微”作为“不需要判处刑罚”和“免除刑罚”的共同条件，事实上将我国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限定在了极小的范围之内。[11]
第二、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标准具有相对不确定性。这首先表现于“犯罪情节轻微”需要公安、司法机关综合考虑罪犯及犯罪的各种因素，然后区别于“情节显著轻微”和“犯罪情节较轻”。其次，“不需要判处刑罚”更是一个自由裁量的过程，此时，检察机关应当像人民法院裁量刑罚一样，全面考虑各种因素进而作出合理的判断。至于“免除刑罚”，在刑法上通常是与“从轻”或“减轻”并列规定，在适用上又分为“应当”和“可以”两种情形，因而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裁量因素。[12]
第三、实践中司法部门对检察官适用酌定不起诉的控制非常严格。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在作出不起诉决定拟定时，须退回移送案件的机关或部门补充侦查。在此基础上办案人员、部门负责人、检察长均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酌定不起诉条件时，才由检察长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此外，对于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作出酌定不起诉后，行使不起诉权的人民检察院的审查报告和不起诉决定书副本应报送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如果上级人民检察院认为不起诉决定错误时，可以撤销不起诉决定并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这些为防止检察官滥用职权而对酌定不起诉权的诸多限制，严重阻碍了检察官不起诉权的运用。
第四、检察官不愿提出酌定不起诉决定。实践中，检察官多半不愿提出酌定不起诉决定，这其中原因主要是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不明确、适用的限制严格，在有些案件中，检察官作出酌定不起诉还可能受到非议，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此外，检察官的素质和司法理念也是他们不愿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原因之一。
（三）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为了有效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提高诉讼效率，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我们应在批判吸收起诉便宜主义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特别是酌定不起诉制度，以使其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完善措施，以期抛砖引玉，加快我国不起诉制度的进程。
完善措施之一：适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条件。从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酌定不起诉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检察院才可以作出不起诉处理。法律规定的近乎苛刻的适用条件，不能充分发挥酌定不起诉应有的作用。因此，立法应当放宽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应当突破“犯罪情节轻微”的界限，只要“犯罪情节较轻”而又符合刑法规定的免除处罚的情形，即可适用酌定不起诉。具体何谓“犯罪情节较轻”，可依刑法规定的法定最高刑期而定。
完善措施之二：可借鉴国外的不起诉公共利益原则，并可考虑补充对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的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以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在世界许多国家中，公共利益原则都在不起诉制度中被确定下来，我国的酌定不起诉制度在这方面尚是空白，在此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我国香港地区的公共利益原则，以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
对于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考虑他们的智力、体力、心理的特殊情况及残疾人的生理缺陷，对这些特殊群体可作如下放宽条件的规定：
（1）犯罪情节轻微的，本人认罪悔罪，可以作不起诉的处理；（2）犯罪情节较重，但具有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免除刑罚的情节，本人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的，可以作不起诉处理。[13]
完善措施之三：简化不起诉的工作程序，并且对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应征求被害方同意。因现行法律对不起诉适用的程序严格限制，导致检察官不愿提起酌定不起诉意见。因此在适用酌定不起诉时可规定由检察官提出，征求被害人同意，报检察长审批即可。之所以主张不起诉应征求被害人意见的原因是，在我国民众的历史传统观念中，犯罪主要侵犯的不是社会秩序，而是被害人的利益。在众多有受害人的案件中，案件如何处理，总是倍受被害人关注。如果检察官不征求被害人意见而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多数情况下这可能使被害人认为是对自己新的侵害，因而导致他们因对不起诉不满而申诉。[14]
完善措施之四：建立合理的不起诉制约机制。众所周知，一项制度如果制约机制不够健全，则容易导致某种权力的滥用；相反，如果制约机制过于复杂，又会导致权力不能充分合理运行，从而会降低该制度的社会作用。因而针对目前酌定不起诉制度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一方面有权力滥用的情况，另一方面又有权力不用的大量情况，改变目前的制约机制是很有必要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1）从被害方而言，在上文已探讨过检察官作出酌定不起诉应征求被害人意见，这时被害人即可对不起诉进行监督，因而不必再增设其他的被害人制约机制；（2）从国家的角度而言，应建立制约检察官滥用不起诉权力的机制，其具体作法是加强检察委员会对不起诉的监督制约力量，对于检察官提出申请，报检察长批准即可的酌定不起诉，检察委员会认为不合适而提出纠正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执行。这是酌定不起诉的内部监督机制；（3）从被告人的角度而言，应在立法中规定被不起诉人可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或其上一级检察院申诉。
对于酌定不起诉制度，除了以上的完善措施之外，要使酌定不起诉权被合理运用，提高检察官的法律素养，转变他们的司法观念也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汪建成：论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的调和[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甘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


（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甘肃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对《甘肃省气象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十九条内容不变，分为两款：第一款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气象科技服务，应当经当地气象主管部门批准。”第二款为“凡利用传播气象信息从事经营活动的，按照省物价部门的规定向气象主管部门缴纳气象信息费。”

二、在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一）项的“第二十九条”后增加“第一款”三个字。

三、第三十二条第（二）项的“第十九条”后增加“第一款”三个字，删去“限期交纳气象费”。

四、第三十二条第（三）项中，删去“第二十四条第二款”。

五、删去第三十二条第（四）项。

六、增加一项，作为修改后法规的第三十二条第（四）项，即“（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七、条例第三十二条中“处以……罚款”和“并处以……罚款”前均增加“可以”两字，改为“可以处以……罚款”和“可以并处……罚款”。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甘肃省气象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附：甘肃省气象条例（2002年修正本）

（1999年5月29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2年3月30日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甘肃省气象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气象工作，发展气象事业，提高气象预报服务水平，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气象活动以及与气象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气象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气象工作的主管部门，行使同级人民政府管理气象工作的行政职能，并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工作实施行业管理。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气象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与气象部门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地方气象事业投入体制。建设主要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地方气象事业项目所需基本建设投资和有关事业经费，分别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财政预算，并根据有关规定逐步增加投入。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气象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气象主管部门职责与地方气象事业

第六条 各级气象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一）贯彻实施气象法律、法规和规章，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气象及其灾害防御知识的宣传；

（二）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事业发展规划，负责地方气象事业的建设和管理；

（三）统一管理气象预报的制作与发布；

（四）负责气象防灾减灾的技术研究和服务，归口管理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工作；

（五）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重点工程、城乡建设规划的气象条件论证，指导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

（六）组织气象科研攻关和成果的推广应用；

（七）负责气象科技市场的开发与管理；

（八）依法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政案件。

第七条 地方气象事业项目主要包括：

（一）为地方经济建设和防灾减灾服务设置的气象机构、气象探测和通信设施、气象预报警报系统、电视天气预报制作系统、防雷防静电系统以及气象科技服务网络等；

（二）城市环境气象预报、开发利用气候资源、气象科技扶贫、节水节能和保护生态环境等；

（三）气象卫星遥测遥感技术在当地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开发利用；

（四）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工作；

（五）各级政府规定的其他项目。

第八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以资助、投资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参与地方气象事业建设，其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三章 气象设施与探测环境保护

第九条 气象仪器、设施、标志、资料、探测环境等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侵占。

第十条 气象台站探测环境应当树桩立界，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其保护范围：

（一）地面气象站观测场与四周的建筑物、树木和其他遮挡物的距离，不得少于该遮挡物高度的10倍，观测场围栏四周10米内不得种植高杆作物；

（二）各类气象台站周围的工程设施边缘与气象台站边缘环境保护的距离是：铁路路基、高压线为200米，公路路基为30米，水库等大型水体为100米，各种污染源体为500米；

（三）高空探测站四周障碍物的仰角不得超过5度，半径50米范围内不能有架空电线、高大建筑物和树木等障碍物，附近不得有无线电台或其他影响信号的干扰源；

（四）制氢房周围50米内，不得有火源和住房等建筑物；

（五）遮挡物对天气雷达天线的挡角在主要探测方向不得大于0.5度，其它方向不得大于1度。

第十一条 各级无线电和电信管理部门，应当保护气象台站的大气探测系统、天气警报系统、自动站等气象信息网络所使用的电路、信道和频率。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扰和挤占。

第十二条 气象台站的站址及其设施的安置应当保持稳定。因工程建设、城乡规划确须迁移气象台站的站址或设施的，建设单位必须在工程立项前报经省或国家气象主管部门批准；气象台站的新址由省气象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选定；迁移、重建气象台站及其设施的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向城乡规划、土地、环保、无线电等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项目选址、土地征（占）用和基建项目审批手续时，对涉及影响气象探测环境的，应当征得气象主管部门同意。

禁止兴建对气象探测有影响和对仪器设备可能造成污染的工程项目或从事其他不利于气象探测环境的活动。

第四章 气象预报与服务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按照职责分工、统一制作的原则，向社会公开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林业、农垦、民航、石油等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可以发布供本部门使用的天气预报。

其他单位和个人未经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社会发布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应当向同级人民政府提供年景、干旱趋势及重大气象灾害的分析、预测，为农业生产和防灾抗灾决策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牧区气象台站应当根据牲畜越冬、转场、产羔育幼等牧业生产需要，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第十六条 省气象主管部门应当组织所属气象机构开展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加强卫星遥感技术在监测山区积雪、森林火情等方面的应用。

第十七条 气象部门应当根据协议做好为军事、国防、科学实验和其他特殊任务的气象服务工作。

第十八条 气象部门根据用户需要提供的各类专业、专项气象服务，实行有偿使用制度。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气象科技服务，应当经当地气象主管部门批准。

凡利用传播气象信息从事经营活动的，按照省物价部门的规定向气象主管部门缴纳气象信息费。

第五章 气象灾害防御与气候资源利用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气象灾害监测和预警系统，建立健全防御和减轻气象灾害体系。

第二十一条 气象台站应当严密监测干旱、冰雹、暴雨、暴雪、大风、强沙尘暴、寒潮、霜冻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并将监测信息及时报告当地人民政府。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气象灾害发生后，应当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组织抗灾救灾，并调查核实气象灾情，报告上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工作规划，建立相应的协作制度，并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负责人工影响局部天气作业的实施和管理。军队、民航、通信、交通、公安等部门应当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气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进行人工增雨（雪）、防雹等作业。

人工增雨（雪）和防雹等所需经费由地方人民政府或受益者提供。

第二十四条 气象主管部门负责雷电灾害的防御管理工作；参与防雷防静电建筑物、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定期对防雷防静电安全设施进行检测。

禁止使用未经检测和检测不合格的防雷防静电设施。

第二十五条 气象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经营性充灌施放广告、庆典氢气球的管理，定期对经营者进行技术资格检查。

从事经营性充灌施放广告、庆典氢气球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过气象主管部门的技术资格认定。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气候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制定中长期规划。气象主管部门根据规划提出开发利用、保护气候资源和推广应用气候区划的建议，并参与实施。

第二十七条 具有环境影响评价资格的气象机构，根据建设单位的要求，进行工程项目的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其他单位承担大气环境影响评价项目时，应当使用气象主管部门直接提供的气象资料。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使用非气象主管部门提供的气象资料，应当经气象主管部门审查、鉴定。未经审查、鉴定的，不得使用。

第六章 气象行业管理

第二十八条 各级气象主管部门应当通过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和服务，实施气象工作的行业管理。

各类气象台站应当依据资源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加强天气联防，进行技术协作与交流。

第二十九条 传播媒介向社会公开传播转发的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应当是省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直接提供的适时气象信息，并注明信息来源和时间。信息内容不得随意改动。

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应当按照所商定的时间、内容和画面，保证气象预报的播出。因特殊情况确需改变的，必须事先征得气象台站同意。

气象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站临时发布的重大灾害性天气警报及其订正的气象预报，新闻传播媒介应当及时播放。

第三十条 气象台站和大型气象仪器设备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

从事气象探测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执行全国统一的气象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并接受同级气象主管部门的指导与监督。

第三十一条 技术监督部门授权的县级以上气象计量仪器检定机构，应当定期对气象专用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禁止使用未经检定、检定不合格或超过有效期的气象专用计量器具。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二条 下列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实施：

（一）违反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其消除影响，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至3倍罚款。

（三）违反第二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以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九条、第十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部门会同公安、土地等部门依法处罚。

违反第十一条、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罚。

第三十四条 气象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较重，依法追究民事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省气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